Kommentar zu Hegel und Marx, 第9章
：方法在哪里不成立
主词与谓词的颠倒成就了费尔巴哈要求于它的东西：它找到了真正的作者。它没有成就马克思要求于它的东西。
原因在事情本身。在宗教批判中有一个真正的作者，有东西从他那里被取走了——把自身属性归给神的人们。在这里交换回来意味着：把被取走的还回去。在一种逻辑论述那里情况不同。当黑格尔把家庭规定为“精神的直接实体性”，其规定是爱（第158节），他并不是把属于家庭的东西记在理念账上。他说的是关于家庭的某种东西——它不是单纯的自然所予物，而是一个在整个中具有特定位置的伦理建制。这个命题可以是对的，也可以是错的。主词与谓词的交换对此无可决断。
马克思也没有检验这一点。他指出这个形式——理念分化为诸环节——却把这样形式的实质所言搁置一旁。于是他自己立场中重要的东西就从他眼下滑过：他的命题——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预设——在内容上与黑格尔的规定相去不远。黑格尔把家庭和市民社会设定为有限领域，国家在其中有其土壤。马克思说它们才是现实的预设。分道扬镳的是语言；是否内容上也分道扬镳，这需要显示出来，而马克思没有显示。
背后是一个超出此处的问题。黑格尔始终要求：方法必须与内容相称；在判断一种论述之前，应当检验在论述中藏着哪些思想。马克思对黑格尔援引这个要求——他指责黑格尔把现成图式强加给诸关系，而不是让这些关系从自身展开。但他没有把这个要求用于自己的方法。主谓颠倒本身就是被强加给文本的一个图式，而这个图式是否与文本相称的问题没有被提出。
由此得出的不是对黑格尔的开脱。得出的结论是：批判在它显示某处错误的地方成立——神秘化的语言、认识与和解的合一、把普鲁士式的当作必然性的装扮——而在仅仅以指出形式为满足的地方不成立。
有一个例子在马克思自己的肯定性规定上显示出来。在论民主的著名段落中：
“民主制是君主制的真理，君主制不是民主制的真理。君主制作为对自身的不一贯，必然是民主制……民主制是一切宪法的已解开的谜。”（MEW 1, 230 f.）
这个形象取自费尔巴哈：正如人是神的真理，民主制也是君主制的真理。只是这里缺少在费尔巴哈那里承载这一句的东西——证明一方的属性源于另一方。为什么民主制应当是君主制的真理而不是相反，是被设定的而非被开发的。马克思带来了一种他从出身中具有的政治信念，把它套入一个并不能为它奠定根据的图式中。在这里他听起来比自己的分析更黑格尔式——而且最没有说服力。
“颠覆”这个公式同样如此。作为对一种言说方式的批判，它是正当的。作为肯定性的方法——好像通过倒转已经赢得了什么——它不管用。问题不在于从人出发还是从理念出发，而在于关于这两者说出了什么。
关于“真正的出发点”的说法同样基于一种混淆：
“真正的出发点，即自知且自欲的精神，没有它，‘国家目的’和‘国家权力’就是没有着落的幻念，没有本质的、甚至不可能的实存，这个出发点却只显现为实体性的最后谓词，而实体性早已被规定为普遍目的和各种国家权力。”（MEW 1, 215 f.）
马克思指责黑格尔：在他那里现实者站在终点，而它本该站在起点。在黑格尔的论述中，站在终点的，是开始只以未规定方式呈现的东西；从贫乏到丰富的运动是论述形式，不是关于存在之先后次序的主张。谁把两者等同起来，就是在把一种论述的秩序当作事物的秩序来批判。开端应当如何阅读，在[[kleine-logik:1]]中有更精确的展开。